同根60期第五版

洪洞作家薛燕平《宽街》研讨会纪要

高玉柱提供整理

（接上期03版）
贺绍俊：这是那一代人读书的共同经历。
薛燕平：我就在那胡同口等着，这时候就会有个人从北口骑车过来，前车筐里有一本书。
侯磊：这像接头一样。
薛燕平：那个书特别奇怪，我记得很清楚。其中看过一本《基督山伯爵》，一页裂成三瓣，需要翻三次，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而且永远没有皮儿（封面），不知道书名叫什么。前几页和最后几页也都没有，就看中间。他会告诉你，只能给你一夜的时间或者给你一天的时间。
侯磊：这个我们真难想象啊！当时书籍匮乏到这种程度，那您可以攒一个月的钱然后去书店买。
薛燕平：没有。
侯磊：没有书店吗？
贺绍俊：有书店，但是书的品种很贫乏。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比较紧张，很多书都成为禁 书了，那些书只能私下里流传。
侯磊：真像一个地下读书会。现在书这么多，我们反而找不到那种如饥似渴阅读的感觉了。
薛燕平：而且那时候的翻译文笔也都非常好，所以读一本是一本。一是书太少，另外他的文字非常好，就是让你感觉迷得不行。
侯磊：我们接着问一下贺老师。您也聊到这个问题了，您是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念书，您那会在读书时也是这个状态吗？您来谈谈您那个时候一些读书的收获以及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吧。
贺绍俊：1979年读书就非常好啦。1979年，我到北京来上大学，那个时候的确是刚刚改革开放，有很多书都能看到了，就算是以前看不到的书，我在北京上大学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特殊的渠道看到。我小时候读书的经历也跟薛燕平一样。那时候能够找到一本好书简直是喜出望外，所以那本好书就会不断地流传，就会发生她说的事情。大家都在翻，一页纸就会裂开，变成了三页纸，我也有这个印象。那个时候对读书的那个饥饿感，都特别希望看到好书。
所谓好书可能每个人心目中的好书不太一样，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而言，在小时候读到的好书就是不一样的书、让你感到新奇的书，尤其是对文学而言，那种你没读到的新奇的文学书籍，你就会感到很新鲜。读了以后那几天真如孔子说的几天不知肉味。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在那种状态下读的书对人一生的影响都会非常大。比方说今天我们来谈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可以买一本读一本，但在我的印象中，可能是我最初读到的那些书我就会把它当成经典。比方说我们谈雨果，首先会说他的《悲惨世界》，会说他的《九三年》，但是我总想到他的《笑面人》，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渠道从一个同学那儿拿到这本书的，也是没有封面，前面几页都没有，后面也没有，看了《笑面人》简直都不知道时间怎么走的。为什么是好书，就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种文笔的书，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雨果的浪漫主义是让你无所拘束地放开了写，那种议论、那种抒情，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读了那样的书真是绝对睡不着觉的。所以今天假如谈到雨果，我就觉得《笑面人》一定是好的。
侯磊：按照您的阅历，1979年的时候您第一次来北京，那个时候您对北京胡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贺绍俊：当然我知道北京胡同是它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因为后来我就专门做文学，可能就在这方面也思考得比较多一点。比方说谈文学会谈到地域文化的问题，地域文化对小说的创作肯定是影响很大的，甚至我们做批评的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作“地域小说”。那时候我没住过胡同，后来注意到，做文学研究会把它很理性地来对待，觉得胡同是北京地域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因为谈到地域你就绕不开空间这个概念。另外假如说我是长沙人要谈到长沙的地域特点，那就离不开麻石街，就是用岩石铺的街道，那就没有胡同，那是小街小巷，一定是长沙的地域特征。那么谈到北京，肯定胡同是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这是我后来做文学研究从理性上这么谈胡同的，但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感性地去接触胡同。当然这个宽街，那是非常著名的地方，我也会去。比方说我会从北大跑到这儿来逛街，但是我进的第一个胡同大院还不是你（薛燕平）写的这种胡同大院。我进的第一个胡同是一领导的大院，那是我对胡同的第一印象。那个胡同在西单，那是贵族住的，曾是清代的王府。那个胡同和四合院连在一起，非常规矩，而且非常气派，一进去就有影壁，然后再拐进去。我以为胡同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又去了我同学的家里，那种就是平民的胡同。
侯磊：您觉得未来的胡同将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叫人口疏解，鼓励你往外走的那种。还有一个叫胡同物业化，比方说胡同墙根底下，以前停自家的车不用交钱，以后可能要划停车位收费。
薛燕平：有一个问题我倒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胡同文化的精髓。不过这个要请贺老师先说，我“后发制人”（笑）。
贺绍俊：刚才说到胡同现在已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了，而且薛燕平也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以后还会不会有胡同？我也在想，胡同作为北京的一种地域的符号、地域的象征，以后会有吗？我也怀疑。我觉得胡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胡同有生命力，是因为胡同里面有人。有人在活动，有人在创造，才有了胡同文化。假如说我们把胡同里面的人都赶到四环以外、五环以外，空留下一些院落，那还叫胡同吗？那不叫胡同了。实际上，我们说《宽街》是一部很成功的胡同小说，不是因为写到了胡同，写到了胡同里面的一个小院子，而是写到了胡同里的人，写的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写到人和胡同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胡同的灵魂或者叫胡同的精髓。那么我们看胡同里面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宽街》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甚至我觉得薛燕平从《琉璃》到《铜壶》再到《宽街》，她都找到一个侧重点，再回到什么叫胡同文化。那么对于《宽街》，我觉得它的一个侧重点是什么？我把它叫作是“一部向母亲致敬的胡同小说”。这个《宽街》重点写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这个母亲生活在胡同里面，而胡同也塑造了这个母亲的性格。这个母亲叫素花，从农村来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背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包袱，但是胡同也给她提供了往前冲的力量，她有很多新的东西是胡同所赋予的。这个院子里住着两家人，素花的丈夫叫李国强，一个级别不低的国家干部，在某一个国家机关工作。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处级干部就已经很不得了了，所以她的丈夫是很得意的，素花完全听他的话，在家里没有地位。因为素花觉得如果不是我的丈夫挣这么多钱，我怎么能够养活这个家？但事实上，读者通过薛燕平描写的故事，慢慢地会发现这个家真正的主心骨是素花，是母亲把这个家支撑起来了，而这才是这个小说的核心之处，它通过写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写母亲的这种性格，不仅仅是母亲的爱，还写了母亲特有的那种坚韧性，她才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撑点。她让这个家庭能够这么良性地发展下去。所以要说胡同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有人，然后才有胡同文化的精髓。所以我也从这个角度怀疑以后北京还有没有真正的胡同了。
（未完待续）

初识《东靳西宋》

退休教师   晋西搜索整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槐乡大地教育界有《东靳西宋》之美誉在乡间传颂。说的是汾河东的靳守安老师和汾河西的宋文钧老师。
他们二人出生于二十世纪之初，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就投身于乡村教育，活跃于汾河两岸的丘陵地带。教学生读书识字，知书达理，热爱祖国，积极向上，追求真理。在抗日烽火岁月，他们启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热爱家乡，带领学生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东洋鬼子”，引导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同学生一道学习进步书刊如 《大众生活》《永生》《新生》《新哲学大纲》等，积极支持和说服家长送子奔赴抗日第一线——红军东渡黄河，驻扎在洪洞马牧八路军总部及驻扎在白石村的随营学校。八十多年过去了，学生们还记着跟老师一起共同学习生活的日子。建国后他们赤胆忠心，听党的话，跟党走，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和造就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的幸福时刻，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担当去传承像靳守安、宋文钧老前辈的敬业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靳守安（1907—1982），又名克仁，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人。1940年高中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洪洞县西孔、上王、南营村等地教书，并兼任校长。调离南营村时，村中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多年后，又以如此隆重仪式欢迎靳守安老师回南营继续任教，村中每家有三代人是他的学生。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退休。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身体力行，在社会上留有极好的口碑。先后六次被评为地、县模范教师。《山西教育》1963年第12期以《模范教师靳守安》为题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
宋文钧（1906—1989）洪洞县万安镇西漫底村人，1947年6月参加教育工作，曾在东漫底村，万安村，西姚头，东姚头等地教书。解放后兼任河西片教育工会负责人。历经时代风雨，熟悉和精通小学基础教育教材，对党的教育事业赤心不变。五十年代初洪洞六区全体教师综合素质测试荣获第一名。多次被评选为省、地、县先进教育工作者。六十年代前后，曾两次赴省域太原参加先进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获有奖章和奖状。1973年退休后按政策转为离休。1987年教师节，中共洪洞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其家《教育世家》牌匾，表彰其家三代六人从教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