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翻译家们就像是“摆渡人”，涉过语言和文字的河流，将文化和思想传播出去。张世选说：“我们也算是在乌尔都语和汉语的使用者之间‘摆渡’，开船时，最重要的是摸清‘此岸’和‘彼岸’的情况。”
张世选认为，作为一名译者，需要随时从两种语言的受众出发，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兴趣，保证传播与交流的顺畅。
1967年的《人民画报》乌尔都语组算上张世选一共只有6个人，没辞典、没资料，连审稿的专家都是借用的印地语学者（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可以看作“同种语言的不同的书写方式”）。画报由外文印刷厂排版，铸字车间里，只有两个上过短期培训班的工人略懂一点乌尔都语，排错字母是常有的事。
用张世选的话来说，组里的每个人“都要派上3种用场”——翻译、校对、编排。
就在这种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乌尔都语组摸索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闯出了一片天地。
1988年，一位巴基斯坦读者找到已经成为小组负责人的张世选，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很喜欢看你们的画报，但是为什么总会晚到？”
张世选回国后，赶紧去了解情况，原来，每期画报在北京印刷完后，要先运送到天津港口，再漂洋过海到巴基斯坦，路上大约会经历一个月。
为了让读者能及时收到当月刊物，张世选和领导同事商量后决定：1988年11月和12月的画报合刊，11月就开始印刷，这样在时间上就不会滞后了。
从此以后，乌尔都语组有了不成文的规定，每月的刊物都会提前一个月出版。
画报终于能如期送达各位读者的手中了，交流与传播的时间差被抹平，类似的抱怨，张世选再也没听到过。
比起送达日期，张世选更关心稿件的内容，在长期的工作中，他始终在苦苦思索：用来翻译成乌尔都语的中文稿件主要面对汉族读者，而乌尔都语的使用者基本都是穆斯林，如何让稿件的内容更加符合受众的需求呢？
其实，由于《人民画报》文版多（最多时有21种），“众口难调”的局面早就显露出来，为了让文版的内容有一定的特色，《人民画报》编委会曾经提倡翻译人员为所在文版撰稿，但一直没能落实。后来，张世选的老友、阿拉伯文版的李华英采访了中国伊斯兰教第四次代表会议，亲自撰写了《中国伊斯兰之春》，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好评，1986年李华英被任命为阿（拉伯）乌（尔都）编译室主任，与张世选并肩作战后，两个人将撰写专稿的任务正式纳入了工作日程。
张世选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访华，乌尔都语版适时抓住了这个大新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采访报道，发表了歌颂巴中友谊的长诗，并将贝·布托的照片放在了当月封面上。
巴基斯坦方非常高兴，派人询问：“你们这期还有多少？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那一期的《人民画报》乌语版，增印了6000份。
3.“张世选是我们的诗人”
提到张世选，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说，张世选这个人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呐！
在张世选房间的书架三层的右端，摆放着五六个绿丝绒的大盒子，打开后都是明晃晃的奖章与沉甸甸的证书。这些超越国界的褒奖，都源于张世选在翻译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诗人。
谈到与诗歌的渊源，张世选昂首背起了《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他告诉我，从小爷爷就用这些句子为他启蒙，由此埋下了他热爱韵律与对仗的种子。有一次碰到《诗刊》的一位编辑，张世选还专门提醒人家，某一期刊载的古诗格律“平平仄仄仄仄平”是不符合规范的。
接触乌尔都语诗歌的机会，是一次临时任务带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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