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地方戏剧漫谈
文/王绍明
一九七零年为了解决盲人的生活困难，成立了盲人工厂，由民政局直接领导。
说唱的形式与唱腔
琴书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家中、街巷、舞台均可）可简可繁。简者一至二人，繁者十余人不等。说唱形式因是盲人团体不便表演，大都是自拉自唱，每一个人都精通一种乐器和多种乐器，都是多面手。如：光辉的八仙鼓和扬琴，舍儿，金保的四胡（四音子），袁的三弦，成儿的京胡，小彪的单钗，锁儿的碰铃……等。在一场剧目中，一个人皆要充当几个角色，扮男唱男腔，若扮女则学坤调，说唱起来头一扬嘴一张连拉带唱，显示着别开生面与其它说唱形式的特有风韵，被人赞不绝口听得津津有味，虽没有舞台戏剧中唱、念、做、打那样的功夫，但是从说书盲人的脸上那种喜、恕、哀、乐的表情，及抑、扬、顿、挫、说、唱的声调，亦有着引人胜入其景的感受，所以在民间有“说书、唱戏一路神气”谚语。
演奏乐器的独特技术
说琴书的艺人大都是盲人，利用他行心静，耳音敏锐的特长，学习说唱时大都是口传口，乐器全凭听音。所以有的盲艺人没有固定的指法，大都是用食指上下滑动，为了保护手指皮肤及四根线同捺的需要在食指上戴着一个牛皮制的套儿（俗称手码）。
四胡（四音子）是琴书中的领奏乐器，所以整个乐队组合均有他来指挥故在拉四音子右腿腕上拴一个“甩子板”用腿的闪动敲击着节奏，许许多多的颤音，半音、滑音、装饰音及倒把的滑动声显示着地方琴书的特色风韵。
八角鼓，亦叫八仙鼓，以八个角而命名，直径七寸左右，鼓边镶钳十六对小鼓，左手掌鼓用食指姆指击鼓里，并摇鼓使铃声发响。右手弹敲鼓正面，五指不停地转换和流水似的敲击，使鼓发出嘣嘣嘣的响声，为整个琴乐增添着特殊而又引人注目的风采。
小钗，并非一对而是一支，钗下坠一块红绸为须，左手拿钗，右手拿一根筷子击敲，时敲时捂钗面，使其不发余声，若奏到高潮处且会不断连敲，使钗在手中前后掀翘，钗须摆动，别有风味。
其它乐器均为一般演奏故不一一赘述。
洪洞干板
洪洞干板，亦称干板书，更有称顺口溜。不管它的名称如何，但一条绝对的真理，是洪洞地方土生土长土里土气的一种光说不唱而又不用乐器伴奏的地方曲艺形式。形式有着简便，机动灵活的特点，究竟产生于什么年代，没有一定的文字记载，更非雅士文人所作，因为它大都产生于矿山深野，茂林深处，田间地头，槐荫树下以及街头巷尾，据我所知历史以来“干板书”大都出于“文盲”人之手。他们虽然不识字但有着特殊的天赋奇才。能见景生情，现编现唱，开口成章，从不要什么文字底稿，他们呈现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有着地方土话的声韵，憨厚朴实的地方情感，或民间地方故事、或不紊不乱有条有理的“干板书”，即滑稽幽默，又真实易懂。说干板的虽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但从未有专业人才，都茁壮于广大群众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说干板书的道情老艺人苏堡“优娃”（郭朴玉）的“韩略战斗”、“电气化就是好”、“十二月闹生产”。城关镇西门外的“拽拽”（乔如柏）“一分钱一两米”，“金不换”“高尚志节约粮”。白石牛金贵的“老少妻”、“三个和尚讲道理”等干板书，其中乔如柏的干板书由文化馆改编琴书，于 一九六一年参加山西省民间文艺调演，誉满三晋大地。
目前说干板书的可谓廖廖无几只有家居临汾的洪洞尹壁村人李杰生自编自演的干板书在临汾电视台屡屡播放，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他自编自演的“干板书”，被载入中国民间文艺名人录。
垣上“秧歌”
苏堡镇垣上村的“秧歌”与一般扭秧歌不同，它是一种表演形式的秧歌，一九五六年正月笔者到苏堡镇垣上村辅导群众文化活动，除排演了秧歌的戏，“三月三”又名“踏青”之外，正在吃饭之余录了几个秧歌小调，其中有“大观灯”“小观灯”“道士闹元宵”“刘秀下南阳”“二郎担山赶太阳”等。
秧歌的表演的形式是扮演者一男一女，小丑装扮，男的口戴白须，头戴用紫滕皮儿制成盘成圈儿的小帽称“小云帽”，在紫藤盘旋的中间有一个小铃铛付有很大的弹性，在表演时忽而甩出即缩回，紫藤条端的，铃铛则会发出响声，随着身跨的腰鼓边敲、边甩、边舞、边蹈。女角：头戴婆婆式帽套，发髻乃丑角装扮，脑后直挺挺的一根长硬辫，手拿一块红绸绢。其余由四女穿着秧歌服装手执“手锣”以锣鼓伴奏，男角一唱，女角一应，伴唱者一合，连敲带唱又带舞，音韵和谐，别有风味，这种秧歌恰与“辞源”解说的秧歌。“大者十数人，以列队变换舞之，小者三四人以小戏唱之”甚是吻合，可惜已经失传。
董寿平的人脉圈(七)
文/临汾作协副主席 董爱民
（接上期）
周师平辗转找到“包工头”的孙子说明来意，孙子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董老给我爷爷写的，条幅现在还在，你可以拿走！” 周师平这次回洪洞、临汾、运城一带回收董老画作是有原则的，回收董老画作如果当事人要求经济补偿就给予经济补偿；如果当事人需要用新的画作抵偿也慷慨允诺。当问到工匠孙子需要什么补偿时，他说：“董老能给我爷爷写字，那是他们上一辈的交情，我把字画交出去也应该！但我希望董老能再给我写一幅，那就成了我和董老的交情！”在周师平他们离开时，这位孙子把他们送出来很远，他反复嘱咐：“我也知道董老年事已高，请他老人家一定保重身体，能写就写，能画就画，千万不要逼他老人家！不能画，写也行！” 周师平回京后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董老，董老十分激动，他说：“该写就写！该画就画！一来一往，要讲情分！” 周师平还清楚地记得董老重写的还给包工头孙子的那幅字的内容，那是一幅对联，上联是：“淡如秋水闲中味”，下联是：“何事春风进后宫”。
还有一件让董老惊喜不已的事，那就是在周师平回收回来的作品中竟然有董老早期画的一幅桃花！
见到这幅三十五岁画的桃花，董老激动得不得了，他激动地在画室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画不成了，老了，画不成了！” 他大声地叫来夫人刘延年，说：“打电话！赶紧给杨武名打电话！” 杨武名是新华社的记者，接到董夫人的电话，立即背着相机趋车来到董老家，小杨从多个角度给这幅桃花拍了照，回去给社长穆青做了汇报，这幅桃花当即被收入董老的画册。
桃花回归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争先欲睹董老笔下罕见的桃花的芳容。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日本的各大画室及展览馆立即闻风而动，侍机展开对桃花的争夺战！
“董老啊！把你这张桃花送给我们吧！您老在中国或日本选最好的小轿车，你选好了，我们付钱！”
这次日本商人不肯直接谈钱了，因为他们以前碰过钉子了。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遭受浩劫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内的外汇奇缺。这一年代，与中国修复好关系不久的日本国说想让日本人民欣赏一下董老的艺术，见识一下董老的墨宝，特邀请董老去日本开一次画展。董老精心挑选了十三幅个人有代表性的画作送去日本巡展。精明且懂艺术的日本人被董老画作所蕴含的艺术水准惊呆了！日本政府想把这十三画截留下来。当局下了死命令，绝不能让这十三幅画再回到中国去！必须全部买下！有经营头脑的精明的日本人悄悄找董老的经纪人悄悄探董老的虚实。董老对日本人激愤地说： “我董寿平只会画画，不会卖画！我董寿平一生也不知道我的画值多少钱！要问我的画作值多少钱，去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去！” 最后，日本人只好收起自己的小算盘，走正规渠道，去找中国大使馆，通过大使馆找到文化部，文化部从外事的大局考虑，有礼有节地婉拒了日本。
现在，急不可待的一些日本展览馆换着角度又出手了！
“国强啊！（即周师平）。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这么觊觎我的这幅桃花呢？日本人啊，精明着哩！” 董寿平说。日本人确实精明，他们有着超前成熟的经营理念。日本人的盘算董老看得一清二楚。 “日本人的各大展览馆我的作品他们大部分都有，竹子、梅花、黄山这些都有，你有我也有，怎么吸引游客来看展览？如果我有一幅你没有，我有罕见的桃花，那展览馆的名声就传出去了，那参观的人会增加多少啊？！这不把其他展馆比下去了吗？！”董老说。
如今，那幅具有传奇色彩的桃花现在仍挂在太原董寿平美术馆，作为国宝世世代代流传！
在亲戚中，董寿平的另一根标杆叫张瑞玑。
《洪洞县志》记载：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山西洪洞）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在清政府军机处供过职。三十二年（1906年）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10月29日，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1912年12月曾署理民政长。1913年初令他正式担任山西省民政长。他弃印不就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党的势力威逼清朝皇帝退位，一方面又挟北方势力向南方讨价还价，不惜集重兵向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发动进攻。在1911年12月18日开始的南北和议中，袁氏不时玩弄阴谋，并攻击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叫嚷“秦晋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张瑞玑致书袁世凯：“执事谓秦晋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秦晋，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秦晋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当张瑞玑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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